讓生命走得更遠

2017-03-19
61歲的魯金祥曾經與死亡只有一步之遙。掀開上衣,他腹部有一個臉盆大小的“人”形舊疤,這是他接受肝臟移植的手術疤痕。恢復健康后,魯金祥說自己承載著另一個人生命的饋贈,必須活得更健康、更有意義,才是對捐獻者的尊重和感恩。

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獻成為我國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當年,我國器官移植手術達到了歷史最高值10058例,2016年進一步上升到15000余例,增幅超50%。

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話來說,“器官捐獻事業的春天來了”。

互聯網+公益:10秒鐘完成人生重要決定

142269,這是上海白領孫瀟瀟的一個新編號。她通過手機支付寶,進入“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頁面,提交姓名和身份證號后,成為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登記備案的第142269名器官捐獻志愿者。

孫瀟瀟把這當做送給自己的30歲生日禮物。將登記卡分享在微信朋友圈時,她寫道:“想不出不救另一個美好生命的理由,拋開其他,生命燃盡薪火之時,還能贈他人以溫暖,挺好。”

從打開支付寶,到手機顯示印有自己名字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卡”,這個過程只花了10秒鐘。

“互聯網+公益”,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和螞蟻金服這一跨界合作爆發出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新登記系統上線后的兩天半時間里,新增登記就超過8.6萬人,超過該系統既往運行兩年半的登記總數。

這一合作靈感來源于國際先進經驗。2012年5月,美國社交網站Facebook宣布用戶可通過網站上的鏈接注冊成為器官捐獻者,不到一個月時間,24000余人注冊。2016年,蘋果在iOS10正式版中也加入了器官捐獻登記功能,登記峰值達到一天13000人。

日前,由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的《中國器官捐獻公眾意愿調查》顯示,83%的參與調查者愿意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記或手續太繁瑣”,登記渠道不暢、流程復雜等是導致登記人數少的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體器官捐獻評估專家組組長方強對這樣的調查結果并不意外,他說當前最大的阻礙并不是觀念保守,而是落后的器官捐獻管理系統。

從想法,到登記,有時只是缺乏一個渠道。“渠道暢通后登記人數迅速增長,證明越來越多人接受了器官捐獻的理念,愿意加入生命接力的隊伍中。”肝移植醫生屠振華說。

黃潔夫認為,把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與互聯網服務相結合,是一種超常規的、廣泛便捷的社會動員方式,“可以預見,其廣泛性和便捷性將讓更多具有器官捐獻意愿的人們參與進來”。

互聯網不僅是工具,它也可以有溫度。螞蟻金服企業社會責任總監劉琴說:“對一家互聯網公司來說,除了捐款捐物的傳統公益外,我們更希望技術、產品和開放平臺能產生更多社會價值,滿足公共利益。”

自愿捐獻:公開透明讓器官移植事業進入春天

捐獻的器官去了哪里?如何給到最需要的人身上?過去器官捐獻和移植過程的不透明,令不少人心有善念卻對志愿登記望而卻步。

實際上,2015年開始,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中國宣布廢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合法的渠道。由于移植手術環境變好、公開透明的全系統流程規范,更多人對于器官捐獻多了一份信賴和認可,捐獻人數大幅上升。

很多人不知道,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并不等于實際捐獻。“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明確寫著:“志愿登記僅是一個意愿,一種支持,一份宣傳。”正如美國公民的駕照上,器官捐獻志愿者會有一個“Organ donor”(器官捐獻志愿者)的紅心標記,是個人意愿的體現,真正完成捐獻還需要達到一定的醫學狀態,經過嚴格的醫學、倫理評估及組織配型等過程。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副主任吳曉梁介紹,每例成功的器官捐獻背后,都有一個十多人的團隊,包括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評估專家、醫院協調員、遺容整理師等,還有肝臟、腎臟、角膜等不同器官類型的專科醫生,同時準備一系列的醫療、法律文書,整個流程非常嚴格。

一旦器官捐獻成功,必須進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依據等待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等待時間、地理位置等客觀條件排序,由計算機將其分配給最合理、最適宜的受者。“既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程序,還要保證合適的受者能夠得到功能健康的器官,我們常常與時間賽跑、分秒必爭。”吳曉梁說。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心肺移植專家、全國人大代表陳靜瑜利用開會間隙,動員更多人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這是法治中國的應有之義。流程更透明了,社會更認同了,我們為這份事業鼓與呼也更有底氣了。”

協調員:為生命接力的陪伴者

器官捐獻協調員——這是與公民自愿捐獻器官同步發展的一種新職業。

他們經過系統培訓,持證上崗。就像醫生牢記“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護士在授帽式上誦讀的“南丁格爾誓言”,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職責是:當患者到了生命終末期,死亡無法避免的時候,向病人家屬傳達公民逝后器官捐獻的理念,動員他們在患者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獻出來,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人。

他們用自己的真誠和專業,陪伴器官捐獻者走完最后一程,幫助完成逝者最后的心愿。

大多數時候,協調員面對的是拒絕甚至責罵。“開口時就預感會被拒絕,但壓力再大,也還是要開口,因為問出去了也許就有人有機會活下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器官捐獻辦公室副主任王璐說。

俞歡當器官捐獻協調員五年了,在她看來,得到捐獻者家屬的信任和依靠,是這份職業的最大成就感。

曾有一對浙江金華的夫妻,在俞歡幫助下,給意外去世的女兒完成了器官捐獻。此后,她成了這個家庭的“新成員”。“幾年后,夫妻倆第二個孩子出生后,希望我來給這個孩子取名字,讓我很感動。”

由于器官捐獻采取“雙盲原則”,捐獻者與接受者雙方并不見面,協調員有時會成為雙方傳達問候的紐帶。

新年前夕,王璐收到一張卡片,一名接受肝臟移植的孩子希望將卡片轉給捐獻者的父母。卡上稚嫩的筆跡寫著:“爸爸媽媽,我不認識你們,但我謝謝你們。”

去世后將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界上,幫助其他人活下去,通過捐獻、移植,越來越多的生命在不同意義上得以延續。是器官捐獻協調員,默默護送了一場又一場生與死的接力。

“最令人難過的時刻不是被拒絕,而是悲痛的家屬說‘我愿意’……”從一名大夫,變成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王璐在各種場合見過數不清的生離死別。生命的終結總令人悲傷,而作為協調員的她,能感受到更多人由此重生的希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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